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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无人机喷洒农药后蜜蜂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原点栏目在《蜜蜂中毒的警示（上）200万只蜜蜂，殒命在杀虫时节》中，呈现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困局：养蜂人无处维权，飞手为生计深夜作业却难以控制农药飘移，种植户面对顽固虫害不敢停手——每一环，都是产量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蜜蜂的困境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像是一个预警，提示着我们：在一个漫长而脆弱的自然链条里，如果每个环节都只顾自身领域的利益最大化，就会引发连锁反应，陷入无人幸免的恶性循环。有些伤害看不见、摸不着，甚至不会立刻发作，但它一直在累积。
幸运的是，在这个不被看见的领域，仍有一些人选择站在更长期、更系统的角度，以预防代替挽救，做一些默默无闻的笨功夫。
今天，原点栏目推出下篇，呈现他们的观察与追问。
2011年12月底，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早晨，路面的冰雪刚刚融化，吕陈生赶到一排蜂箱前。
前一天夜里，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接到电话：“你肯定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蜜蜂突然成群结队飞出蜂巢。”
他愣在原地。蜂箱里还有蜂蜜、未孵化的卵，但五万多只蜜蜂不见了。不同于急性中毒死亡，雪地上没有成片尸体。
这场消失源于他的实验：给蜂群喂食低剂量的新烟碱类农药，一种广泛应用的杀虫剂。
谜底慢慢浮现。那些农药在长时间暴露后，损坏细胞里的线粒体。毒性累积数月，直到蜂群飞出去，再也没有回来。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作“蜂群崩溃综合症”。
15年后，我在重庆见到吕陈生。今年63岁的他已是西南大学特聘专家。他测过蔬果、自来水、孕妇血液，都曾发现新烟碱类农药的踪迹。尽管教科书写着“剂量决定毒性”，现行化学品与食品的安全标准还难以评估“低剂量毒性长期累积”的风险。
离退休只剩两年，吕陈生四处作报告、讲课，想找到下一个愿意关心“蜜蜂”的人。
发现蜂群崩溃综合症的养蜂点附近。 吕陈生供图
“愚蠢而疯狂”
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怎么就钻进了蜜蜂的事？
上世纪80年代，吕陈生一个人离开家乡，到美国读大学，环境科学专业。下完大雨，他就跟着导师冲到附近的河流给污染物采样。干了一年，另一个老师刚好有农药课题，喊他过去。吕陈生没有多想，从此跟农药打上交道。
真正让他留意到蜜蜂的，是2007年的一档新闻节目。
那天他无意打开电视，一位从业50多年的职业养蜂人正对镜头说，几亿只蜜蜂从他的蜂场“消失”了。一个冬天，他的蜂巢从1700箱剩下不到200箱。“过去的10年，我失去的蜂群总数比我养蜂前40年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失还要多。”他说，“蜂场像是一个安静得令人惊吓的死城。”
这位养蜂人给美国农业部报告了损失。这一现象从此有了专有名词，“蜂群崩溃综合症”。
吕陈生知道，蜜蜂的消失与死亡不是一回事：如果蜂群因为某种突发疾病或急性中毒而死，蜂巢旁会有一堆尸体。
自然死去的蜜蜂，也会在生命最后一刻飞离巢穴。但往年过冬，15%的蜂巢损失是养蜂人的底线，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消失的怪象。
专家们纷纷表示“荒诞”，有人说是虫害，有人猜测花粉种类少了，还有人把原因推向气候变化，最后有人提出了农药中毒的假设，但没有一个解释，有着真实的依据。
为什么没人想解开问题？吕陈生觉得可惜，他想试试。
那时他已经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职。他先和同事谈起“蜜蜂消失”的课题计划，对面不解：“我们都是研究人的健康，蜜蜂的事不是大家关心的。”如果成果得不到认可，冒险去做不值得。
还有人直说，“这真是愚蠢而疯狂。”
听到这些话，吕陈生反而有了“反叛”的念头。他决定去找那位登上新闻节目的养蜂人。
对方带他去看仓库，里面堆满了砂糖。原来，养蜂人也怀疑是用于杀虫的新烟碱类农药出了问题，不敢喂食市面上带有这类农药的糖浆。“我现在只能尽量用砂糖给蜜蜂过冬补充。”
吕陈生赶紧给养蜂人看自己的科研计划。但对方拒绝了，说自己忙不过来，也不想和农药行业的人交恶。
吕陈生的心情又沉了下来。回家6小时的车程，他反复在想，该怎么办？
一个实验中蜜蜂消失的蜂巢。 吕陈生供图
“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有回报”
吕陈生不甘心停下，开始在虚拟世界寻找希望。
他在网上搜索“马萨诸塞州养蜂人”，一个户外养蜂教学的通知跳了出来。他出于好奇，去了上课的地点。
老师是一位名叫瓦尔霍尔的第六代养蜂人，比自己大十岁。他没有穿防护服，蜜蜂却也不蜇他。
吕陈生悄悄躲在人群后面，几乎没听懂一个养蜂专有名词，很快被瓦尔霍尔揪出来。
吕陈生坦白，他来这里的目的是想邀请对方参与一个有关蜜蜂消失的科研项目。
结果，瓦尔霍尔也没有答应。
但一周后，事情有了转机。
他接到电话，瓦尔霍尔要带一位伙伴来哈佛大学拜访。这是一位前农药公司的高管，卡拉汉博士。三个人聊了两个多小时，还争论起来。
卡拉汉说：“我就是想看看一个哈佛教授有什么本事来解决蜜蜂消失这个全世界的危机。”他早就觉得农药滥用会出现问题。
瓦尔霍尔袒露，和一位哈佛教授一起搞科研有点胆怯。所以先去征询了卡拉汉的意见。他知道蜜蜂不好养，对农药的事却半信半疑。
吕陈生很惊讶，“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还总是吵架，是怎么走到一块的？”
合作就这么在餐厅里达成了。三人打趣，“让我们为蜜蜂的生存举杯。”
他们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钱。吕陈生明白，按照申请科研项目经费的游戏规则，哪怕研究再有价值，如果申请人的简历背景“没有价值”，申请在第一阶段就会被拒绝。这一次，哈佛大学的“种子经费”救了他。经费不多，主要是为了鼓励学生敢于尝试一些前沿、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项目。“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有回报。”学校告诉他，只要过程中有些许成果，就是值得的。
7月初，一场没人做过的实验开启了。
他们设了20个蜂箱，其中16个蜂箱喂食的糖浆中有低剂量新烟碱类农药，4个作为对照组，观察连续喂了13周后会发生什么。
为了不让蜜蜂发生急性中毒反应，剂量是模拟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浓度，一点点阶梯式地增加。
“（实验）会不会做不出来？”吕陈生有些不安，又安慰自己：“好歹试过。”
每周二，三人固定在餐厅碰头吃早餐讨论实验。瓦尔霍尔每次都点铁板火腿，再将吕陈生介绍给每一位过来问好的当地人。
有时吕陈生觉得，每次离开城市去见他们，像透气，也像联结。这成了另一种让他撑下去的东西。
夏天，蜂群一切正常。秋天，每一个蜂巢都发出嗡嗡声。10月底，现场试验的工作告一段落。感恩节的聚餐上，瓦尔霍尔敲了敲酒杯，大声宣布，“吕教授的实验假设大概是错的，所有蜜蜂都没有负面的问题。”
面对投向自己的尴尬目光，吕陈生只得扯了扯笑容。他也意识到，自己可能失败了。只有卡拉汉打起圆场，“比赛才刚刚开始。”
直至圣诞节后，那通电话响起。
接下来的9周里，15个喂了低剂量农药的蜂箱，一个个空了。4个对照组蜂箱，除了1个有蜜蜂自然患病死亡，3个都安全过冬。瓦尔霍尔根据经验判断，唯一存活下来的实验组蜂箱，蜂后的健康状态也不是很好。
卡拉汉把这种现象称为“延迟毒性”。他猜测，这些消失的蜜蜂是在夏末初秋的幼虫阶段接触到农药，但毒性在冬季成年之后才表现出来。
吕陈生推断，实验的假设是成立的，新烟碱类农药是蜂群崩溃综合症最主要的风险因素。
只不过，实验的结束只是一个开始。
瓦尔霍尔（Mr. Ken Warchol）正在授课。 吕陈生供图
“真正的危险，可能是接触时间”
写完论文，吕陈生很自信，“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对社会最有贡献的实验结果！”
然而两年间，这成了他科研生涯里“分数”最低的文章。
一部分期刊审稿人赞叹“研究主题非常有趣且重要”“实验方法比较充分”，但更多评价研究“不科学”的质疑开始涌现。
有审稿人直言，这篇文章不应该被发表。蜂群崩溃综合症是不应该有死蜂的，但实验中发现了若干蜜蜂的尸体。也有大学的昆虫系主任批评，样本数量太小，20个蜂箱中不可能得到全面的结论。
生产新烟碱类农药的拜耳公司指责：实验中所谓的“低剂量”实际高得离谱，全世界的蜜蜂都不可能在授粉与采蜜环境中摄入实验所使用的剂量。
吕陈生反驳批评者，他们混淆了剂量与浓度的概念。实验的喂食在一个个蜂巢进行，每一个蜂巢有5万只蜜蜂，“每只蜜蜂一辈子摄入的剂量，只相当于一颗盐重量的0.06%。”
他没有直接回应样本数量的质疑，只是说：“你们可以重复这个实验，这个实验一点都不难。”对面没了回音。
最后，论文发表在《昆虫学通报》，影响因子0.375。影响因子是衡量一份研究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一份顶尖期刊的影响因子可达20以上。
哈佛大学专门为此发布了新闻。一位号称独立养蜂的人士给哈佛大学媒体办公室写邮件：“养蜂界感到失望。撤掉这条新闻以免哈佛大学尴尬。”学校没有照做。吕陈生至今记得，校长给他发了封邮件，“很高兴我们的老师能做出这样的实验，我专门把那份新闻报纸剪了下来。”
几天后，一通电话接到吕陈生的办公室。
对方声称是可口可乐公司消费者关系部门的副总裁，一开口就问：真的是因为高糖果玉米糖浆导致蜜蜂消失了吗？
吕陈生有些无奈，对方大概就是看了个新闻标题，完全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是糖浆里的新烟碱类杀虫剂。”他回答。
商业界的反应迅速得多。数月后，吕陈生在波士顿的超市发现，可口可乐已经不再使用高果糖玉米糖浆，改用了一般的蔗糖。
吕陈生也去了越来越多的学术会议。在西雅图的一场大会上，他结识了时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周志俊。
聊起实验争议，周志俊坦言，一项研究比起样本数量，更重要的是“代表性”。
“蜜蜂是目前已知对农药最敏感的昆虫。”周志俊说，在国内，新烟碱类农药也在渐渐成为主流杀虫剂。这项实验或许提醒着，农药正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影响。
不久，吕陈生受邀去浙江工业大学做报告。研究农药的教授张全听到了蜜蜂实验。他提起兴趣。“我们做农药上市评估，更多是针对水生生物，蜜蜂还是第一回关注。”张全说，别看实验只有20个蜂箱，每个蜂箱的蜜蜂有近三万只，样本量并不小，“科学不可能完美，得看给后面的研究有什么启示。”
学界本有共识——“剂量决定毒性”。也就是说，任何化学物质都有一个安全的阈值，只要不超过这个值，健康是有保证的。蜜蜂的消失却指向另一个假说：真正的危险，可能是“接触时间”。有些毒素与受体结合后不可逆，浓度再低，时间久了，损伤就积下了。
损伤到底是如何造成的？蜜蜂的事，会不会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张全想知道更多。
国内高校陆续向吕陈生发出工作邀请。2018年，他动起回国的念头。那时他再申请项目和经费屡屡碰壁。美国的老师劝他，“别再动不动就批评了。”他渐渐学会一些“教训”：不要说问题有多糟糕，而是得说，解决问题的未来有多好。“这辈子有一次波澜就够了，总得走下来。”他苦笑。
吕陈生也有私心。他想回家看看。妻子打趣，北上广的大城市消费太高，不如就到自己的老家重庆。那里生活成本低，能过另一种平静的日子。
第二年年初，他便在西南大学入了职。
卡拉汉（Dr. Richard Callahan）正在检查蜂巢。 吕陈生供图
“蜜蜂消失是给人的警讯”
做研究后，吕陈生对自己的生活习惯有种固执。他成了学生眼中的“怪人”：几乎不点外卖，也很少去大型商超，直接和农户买食物，得看到肉类、蔬菜是怎么来的。
但他渐渐意识到，风险无法靠一个人规避。
他在学校附近的商店买过不同品牌的玉米种子。在全世界，为了给农民提供一站式的福利，农业公司往往会让农药吸附在种子的外衣上。新烟碱类杀虫剂尤为普遍。
在实验室分析后，他松了口气——每一类种子包衣上的农药含量，远远低于产品商标上注明的量。
但另一方面，每一类种子包衣上的农药种类要比标注的多：标注3种，实际检出7种。新烟碱类农药是高度水溶性的，容易渗入土壤进到地下水中，随着开花、结果，出现在蔬菜、水果里。部分农药最终流向人体。
他们更为担忧的，是隐患在看不见的角落累积。
吕陈生和张全发现，蜜蜂消失的症结在“线粒体”上。低剂量的农药会让线粒体无法正常工作，导致蜜蜂提前衰老、飞离蜂巢。“就像手机和汽车的电池，电池坏了，手机熬不过一天。”
“几乎所有生物的线粒体在结构、功能上都高度相似。”吕陈生说，他和张全琢磨，如果低剂量农药能损伤蜜蜂的线粒体，在人体内可能会发生相似的过程。他们找志愿者做了实验。这些人的年龄和生活习惯相仿，两个月里，尿液中都有低剂量的新烟碱类农药，口腔粘膜细胞里检出了线粒体的损伤。
为了证明其中的“强相关性”，张全又去做了体外细胞实验，细胞暴露在低剂量的新烟碱类农药下，的确发生了线粒体受损的情况。
“蜜蜂消失，是给人的警讯。”吕陈生说道。
在新的蜜蜂实验中，他发现毒性会一代代传递。直至冬天来临，蜂巢中已经有了第七代蜜蜂，线粒体中积累了足够多的损害，崩溃才最终显现出来。
卡拉汉当年提出的“延迟毒性”终于有了科学的假说。只不过，一只蜜蜂的寿命太短了，三周就能看到一代损伤的结果，一个普通人往往需要几十年。
周志俊关心的是，人们不可能只接触一种化学物质。
他担任过生态环境部的评审专家，现行的安全标准，基本是建立在对单一化学物的评估之上。但现实中，“一个人可能同时暴露在多种化学残留物下，不同暴露水平的不同化学物，可能产生联合效应。”
他们没有过度焦虑。“检测的技术手段越来越灵敏。”周志俊说，食品中测出各种环境的污染物残留已经“不稀奇”。“零风险成了一件不可能事，得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标准更新有现实的困境。周志俊说，与高剂量暴露的剧烈反应不同，低剂量的影响非常微弱；健康问题又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难以精确建立，学者们往往只能说“强相关性”。
“只有相关的科学研究、证据越来越多，才能推动标准的改变。”他感叹。
“唤醒蜜蜂消失问题”的慈善画展。 吕陈生供图
“预防胜于治疗”
如今，吕陈生喜欢上去各地讲课。在高校，台下投来感兴趣的目光。
但提起做低剂量毒性的研究，许多人抱歉地笑了。低剂量毒性的研究往往耗时很久，还不一定有成果。
吕陈生告诉学生，“做科研真的是运气，没有一次就成功的。”学生们摇了摇头，老师我们也要毕业，现在和您那时候不一样了。他最多带过七个学生，现在只剩两个。同行一个个改项目、转课题、换方向。“怎么就我傻傻地做下去？”他说不明白。
他记得教授说过许多次，“预防胜于治疗”。
蜜蜂的实验后，有社会团体将文章递给了欧盟委员会。欧洲此前已经有过农药的禁令，他们决定“为蜜蜂启动宪法”。
委员会援引了宪法中的一条“预防原则”，也就是当一个行为可能对公众或是生态健康造成损害时，即使科学证据尚不充分、不确定，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风险造成更大的危害。
欧洲食品安全局暂时禁用了三种新烟碱类农药，在17个欧盟成员国调查。一年后，结果出来：那些曾经蜂群死亡率高达30%-40%的地区，一年内降到15%-20%。2018年，欧洲政府将“暂时禁用”改为“户外永久禁止”。
美国的农业部还在等待。报告称蜂群崩溃综合症的发生与许多复杂的环境因素有关，计划在未来5到10年内优先解决影响蜂群生存的主要原因。
在国内，更多的科学研究正进行。周志俊见到，相关部门会定期检查蔬果与饮用水中的农药残留。“国内的牛奶，几乎每一批都要做检测，在国外一般是抽查。”
他补充，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会将一些检测数据定期发布在网站上，生态环境部门会根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需要重点关注的化学物质，“只是大多数人往往没有关注到”。
张全看见，国家标准中对新烟碱类农药已经有了每日摄入量的参考阈值。但当初的设定，更多基于短期、急性中毒的数据。
他发现，新烟碱类农药里的分子有两种镜像结构，一种对蜜蜂剧毒，另一种毒性极低。或许能通过技术调控与创新，找到降低风险的方式。“不是不用农药，而是找到平衡。”
他的团队也找到妇保医院，收集从孕早期到孩子出生后的尿液、口腔黏膜等样本，想搞明白，蜜蜂身上发现的隔代毒性迁移到人的身上，能不能有更加明确的证据。
吕陈生想起多年前发表研究成果时的场景，顿了顿说：“我还是想要那种和别人在一起的感觉。”
曾经做实验的两个搭档，瓦尔霍尔和卡拉汉都已经老去。瓦尔霍尔告诉他，他和妻子干不动了。原来两百多箱蜂慢慢只剩下几十箱，玩玩就得了。卡拉汉拿着退休金过晚年生活。他最引以为傲的儿子刚熬过医生规培，就因脑癌离世。他们的下一代，都不再说蜜蜂的事。
一回做报告时，出版社的经纪人找到吕陈生，问要不要把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吕陈生答应了。今年，这本书刚刚出版。
傍晚时分，重庆的雨刚停，吕陈生的手机响了。是下一个有关“蜜蜂”的线索。
这个夏天，他不想再做新的课题，只想把手头线粒体的研究完成，等到它被看见的那一天。
“让其他人来证明，哪怕我是错的。”他笑道，把手机塞进兜里，没来得及找一把伞，挥了挥手告别。
（文中部分内容综合自吕陈生《消失的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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